山子又用他那只不知轻重的手拍拍我的脑袋，他夸我，我兄弟行啊，长大了，比哥哥出息了。但是，他依然改不了在部队里面养成的教育派作风，不断的提醒我，工作要踏实肯干，也要注意个人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山子最终没有接受我的钱。

大家的工作好像都开始进入了正轨。山子和我见面的时间也少了，民警的工作都很忙，经常出勤，参与和处理各类案件，小到别人家的家务事，大到杀人放火的重案。

我也很忙，到处收件派件，小到一张手掌大的明信片，大到要靠几人抬的货箱。

我俩每天都是日晒雨淋，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为了家庭，我为了生活。

当然，我心情不好了，还是经常找山子喝喝酒，说说话。山子从来不会因为有伤心事而找我喝酒说说话，他仿佛就没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不知道他是不愿意说，还是他真的根本就没有不开心的事情。

我收到了家里亲戚的电话，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得知我的联系方式的，自从出来当兵后我们早已断了联系。他们问我要钱。家里老人病了，人人都要出钱付医疗费，就差我还没出钱了。我问他们要多少，他们要两万。我什么也没说就挂了电话。

两万？从他们嘴里说出来怎么就那么轻松，那么理所当然呢？我哪里来的两万，我每天吃着几块钱的盒饭，睡着几个人合租的大通铺，他们直接张口就是两万，凭什么？不过想想，当初嫌弃我是拖油瓶的时候，集体把我推给部队的时候，也不过就是这么轻而易举，心安理得。

夜里，我和山子坐在大排档喝着酒，这是我们经常来的地方，这是属于我们俩的夜生活。

我一边喝着酒一边对着山子吐苦水，山子认真的听着，最后，他一拍桌子，我以为他在为我抱不平。他却说，家人有困难了就要帮，更何况是老人家病了，要钱治病，更应该给了。不就两万吗？来，哥给你。说着，山子随即从衣服兜里掏出一个皮夹，翻出了一张银行卡摆在我的面前。

我的眼神没有在卡上，却一直看着那个皮层都已经磨损了，表面起着一层一层的皱纹的深棕色皮夹。那个几年前我送给山子的皮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