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在斯科特·亚历山大（sttalexander）的观点上更进一步——我们之所以认同有效利他主义，恰恰是因为它在认识论上的谦逊态度(19)。通过捐赠床帐来防止疟疾肆虐或许并非长久之计，但至少不无小补。与之相反，那些政治性的干预实际上更不靠谱。如果有效利他主义运动也往这个方向发展，恐怕它就跟其他政治运动没什么区别了，其独特的贡献也就不复存在了。

亚历山大在这个观点上进行了扩展，对“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问题进行了区分。他认为，治愈疾病是“人与自然”的问题，也是有效利他主义现在所聚焦的领域。与全球资本主义做斗争是“人与人”的问题。长远看来，这确实可能会造福社会，但真正的结果并没有那么确定。毕竟，还有很多人非常认可全球资本主义，并且真心相信市场经济的繁荣会让世界变得更好。

所有这些最终都会回归到一个实证问题上，那就是究竟什么做法总体而言是最有利的。但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我更感兴趣的是有效利他主义所激发的种种不同的反应。拉里莎·麦克法夸尔认为，对很多人而言，“把自己的行动加诸遥不可及且抽象的人身上让人感到非常困扰，即使当结果是积极的时也是如此”，她把这称作“利他主义的工蜂程序”。法学教授保罗·布雷斯特（paulbrest）对有效利他主义的“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态度”大加鞭挞。历史学家凯瑟琳·顿伯（catheriuber）讨论了彼得·辛格所举的一个例子，即一个名为马特·韦杰的小伙子勇闯华尔街挣钱来帮助穷人的故事。她认为韦杰的所作所为实际上“让穷人的日子过得更差了”，并且导致了他自己的退化——“表现出了一种深层的异化”。

辛格对这些回应并没有太多耐心，认为顿伯坚持说韦杰挣来的钱对他人毫无益处这一点莫名其妙，并且对她对一个人做好事的定量分析的普遍否定感到很恼火。辛格说，顿伯的立场“暗示了她会选择支持一个能帮少数人预防致盲的慈善机构，哪怕明知还有另一个能帮更多的人预防致盲的慈善机构”。他的结论是：“很难知道她会对这种选择做何解释。”

在这一点上，我认同辛格的说法。几年前，我曾经在一个广播节目里讨论我写的《善恶之源》一书。我与一位牧师讨论了我们是如何对待陌生人的，并以发展中国家儿童乞讨者为例。我试探着提出了自己的顾虑，就是前面讲到的施舍行为实际上让事情变得更糟，让更多人受苦，因而我建议停止这种行为，而是更明智地花钱。..

她的回应让我感到很诧异。她并没有在事实层面与我争论，而是说她喜欢施舍钱财给乞丐。她说当亲手把钱和食物递到孩子们手中，看到孩子们满足的样子，她会感觉很好。她对我说，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非常重要，如果只是在慈善网站上捐一笔钱，你就不会得到这些感受。

那个时候，我并没有多说什么，尽可能表现出温和、接纳的态度，偶尔还有些脑筋迟钝。但如果现在能回应她的话，我会说，这取决于你究竟想要什么。如果你想要的是人际接触的愉快感，那么尽管去对孩子们进行施舍吧。也许在双手相碰的刹那间，你会感到心头一热，甚至在回酒店的路上一直都感觉暖洋洋的。但如果你的目标是让他人生活得更好，那就需要做些不一样的事情了。

辛格的批评者指出，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目的，未必都是为了他人的健康和安全，这完全正确。例如，人们需要被尊重，也往往会想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积极主动的角色。并且在考虑成本和收益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把西方人富足的生活状况考虑进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顿伯说得没错，因为致力于帮助穷人确实使马特·韦杰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这一点的确应该纳入这个等式。我也同意，从冷眼旁观的角度来看，慈善事业确实存在冰冷和令人不满的地方。有一位我非常熟悉的家境殷实的教授，她很清楚开张支票捐钱会起到更大的作用，但她还是选择定期到纽黑文做义工来帮助穷人，因为她需要这种人际接触。我不会对这种做法表示鄙夷，毕竟，在分析一个行动的成本收益时，耶鲁大学一位教授的内心满足感当然也是有些分量的。

但是，我不会把这种内心满足的收益看得比那些真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的实际需求更重要。毕竟，如果一个孩子正在挨饿，那他根本不会在意食物是来自一个嗡嗡作响的无人机，还是来自一位面带微笑的和蔼义工。跟真正挽救生命的行为相比，即便是最亲善的人际接触也不足挂齿。最近转码严重，让我们更有动力，更新更快，麻烦你动动小手退出阅读模式。谢谢